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搜索，目前我国有关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和演讲，可谓不少，但其论证却不尽人意，尤其对法治思维这一基础概念研究很不到位。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设计图，是模具，是3D打印机，而法律调整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依据设计图模具或3D打印机所生产出的产品。一个国家只有把法律规范的内部系统性推向外部系统性，才可谓治理良好的国家。

这些社会事实，如文字化的法律规范文本，组织化的自然人（往往被结构在组织中）、法人、社会团体、国家机构，公民与法人在交往中争取权利义务的行为，对法律运行是否合乎实体、合乎程序以及悖反实体和程序时的积极处置（矫正）和消极处置（反思为什么）等，都是客观的社会—制度事实。因之，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时，很容易将这样一个本应全面以法律和法治思维，纳入法律调整体系的话题，被口号化、意识形态化。〔57 〕 所谓国家治理的逻辑化，是指国家治理从规范到实践应遵从统一的思维。但毕竟协调性如此重要，且无论在法律规范，还是法治要素中，不协调在实践中经常可见。它需要调整群己关系，甚至把天人关系的内容也要化约在群己关系中，转换成人与人的关系。

即相同的事情相同处理，类似的事情类似处理。因此，对于诸如野生动物植物，大气、生态环境，土地、海洋、矿产资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类生存空间，都被日渐完善地纳入法律的规范体系中。谈论社会主义就必须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打造了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将实质平等理念灌输到全体人民心中，成为毛泽东时代留给共和国的重要遗产，这一知识传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曾拥有的。

而21世纪前20年很难讲已经释放了21世纪的全部可能，或许2020新冠元年才真正开启了中国的21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历次婚姻法都未直接规定事实婚姻，2001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事实婚姻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表现出较大的陌生感，更有学者主张对苏联社会主义民法进行彻底清理。当然，费孝通也指出对情爱进行限制的社会功能，古代社会对婚姻爱情的抑制乃是为了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生产上，相敬如宾是传统社会自发但有效的社会规范。

有社会学研究发现，尽管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的男性都出现了婚外包养二奶现象，但是后者数量明显更多。而尽管1896年《德国民法典》选择在20世纪的第一天开始生效，但正如笔者此前发现的那样，《德国民法典》的贡献更多在于体例的创新，而非超越个人主义的新的私法精神，它只是19世纪精神在20世纪的承载者。

在中国近代史叙事中，对20世纪的理解不能从延续的角度，从王朝纪年、皇帝纪年或者孔子纪年中去发展，20世纪中国的核心主题便是革命，近些年来这一主题正在被解构。为什么可以背离形式平等的私法原则？关键在于社会现实的变化，人类社会已经不再如社会契约理论的思想实验中所设想的那般由原子化个人构成，而是存在各种差异分歧，不同诉求背后隐藏着资本对个人的控制，民法精神的改变实际上是大转型时代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组成部分，法学界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分化和大转型所引发变化，但是相关分析还未触及阶级概念。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不仅是民法视野中的民事主体，更是政治性概念的人民，推进民法典的实施也需要从人民而非同质化的民事主体角度切入。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立场，才能够理解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基本精神和一些具体规定，也才能更好地指导未来的民法典适用。

法学界已经意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命题，试图在长时段里去讨论法学问题。20世纪中国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正式生效，民法学研究将进入民法典时代。中国的私有财产并不神圣。笔者愿意再强调一遍，如果说中国民法典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影响的话，恰恰是因为中国民法典超越了自由主义、个人本位的19世纪原则，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纳入其中，成为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典型。

也就是说，只要感情没有破裂，人民法院都不应判决离婚。时间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当我们尝试赋予世纪以主题时，必然遭遇作为纪年的世纪与作为时间的世纪的差异，由此产生诸如漫长的20世纪或短20世纪等相异的说法。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亦如此，国家并未将纯粹的无产阶级化作为方向，而是借助社会主义政治塑造，将单个工人的诉求、工人群体的集体主张纳入国家大局，这不仅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反而会成为社会主义主人翁承担光荣使命的体现。但只要分析民法典相关条款就会发现，民法典第十四章对居住权的设计，乃限定在家庭成员或其他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并不能指向政府机构所有的房屋。

毕竟，法学理论较之于部门法学的特征和优势绝不在于法教义学，而恰恰在于理论化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先有共和国，后有民法典恰当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之于民法典的真正含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权利保障体现了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特征，符合经典的19世纪民法典的想象：民法典确立的公民平等、私有财产权等，起到秩序再造的功能，使民法典承担起事实上的宪法功能。然而在有些民法学者看来，1922年苏俄民法典尤其是1964年纯粹社会主义类型的苏俄民法典都不是民法典应有面目，直到1994年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才真正地恢复了民法典私法的本来面目，因为民法典需要建立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奠定的基础。中国民法典并非诞生于社会契约理论的思想实验之上，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其奠定公法基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定性，也是一个政治过程。

对民法典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解不应流于字面，而应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质规定性。每个国家的法定婚龄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考量，但在中国却成为对自然法则、个人权利的侵害。

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类社会的分阶级、分阶层是一种必然。为解决这一冲突，不应根据宪法精神去解释民法，而应以民法反向影响宪法：为了彰显平等保护，应该期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我国宪法和民法典中共同确立。

研究者认识到民法典第一条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法典灵魂，但后续讨论更多停留在德治与法治互动的层次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正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和今后适用过程中，正需要这种知识整合的技术。

回到中国宪制过程来看，革命议题远未终结，在我国现行宪法中革命一词出现了七次。笔者认为，中国民法典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或似是而非的21世纪性质，更在于其社会主义性质。更为要害的是，从19世纪民法典到21世纪民法典的演进中，缺失了重要的20世纪。新中国婚姻法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将爱情与婚姻捆绑在一起，便是为了打破婚姻关系中一直存在的阶级之别。

这种塑造过程直至今天也并没有完全实现，还需要不断借助革命或曰改革的方式以追求更高的同质性前提，只要中国的宪法和法治中依然存在革命性的地方，这种阶级同质性塑造的过程就不会终结。此次民法典编纂成功并不意味着清除了阶级的概念，许多问题的争论背后都隐藏着阶级视角。

2020年给中国人民进行了多场社会主义教育，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抗疫实践，才保护了14亿人民的生命健康。实际上，民法典不仅有19世纪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范本，还有将社会主义原则贯彻落实其中的20世纪苏俄民法典。

然而，我们还应继续深入论证，揭示出20世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意义，从而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带入学术研究。秉持19世纪的法治理论，民法典与市场经济、私权至上等紧密关联，两组概念互相支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法典。

先有共和国，后有民法典，只有放在共产党诞生100年、共和国成立70多年间的革命和建设语境中，才能释放中国民法典的全部意义。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解释这一难题必须带入阶级观念，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观，维护了弱者在婚姻中的平等选择权，抵制可能的资本主义化对婚姻家庭的侵蚀。1950年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公民VS人民视角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教条地严守法律的形式平等很可能造就现实中的巨大贫富差异，而这在相关讨论中未被重视。社会主义不仅是民法典体现的一种价值，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制基础，是民法典的基石性价值。

但在一些人看来，我们反思苏联解体恰恰犯了方向性错误——应接受俄罗斯1990年代后的这种时代变革，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俄罗斯式的剧变、人权保护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才被美国批评。这就要求应我们回过头去理解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

尽管如前文所说中国婚姻法理论贯彻了社会主义基本立场，但是婚姻关系在改革开放后正在逐渐的经济化，财产问题正在取得比爱情更为重要的地位。我国民法典应当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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